被荼毒的靈魂 從移工遭性侵 談臺灣司法制度的漏洞

0
74

文/Rick 圖/UDN

上個月,由陳姓犯嫌帶領的非法仲介集團,以非法居留臺灣的40名外籍移工語言不通、急需資助的生活處境進行威脅,誘使移工從事非法看護工作,靠剝削移工獲得暴利,若移工不從,便以通報為要脅,使移工就範,並以毒品控制行動,行徑歹毒,部分移工更在該集團成員的威脅下,被迫提供性服務,所受之苦難以計量,不僅苦了移工,更讓臺灣「最美風景是人」的招牌標語成為一句擺飾用的行銷口號,名不符實。

實際上,移工在職場遭到性騷擾、性侵的社會案件層出不窮,2016年9月震驚社會的「雇主性侵印尼女看護事件」曝光之後,今年移工遭性侵的案件數量依舊不減,這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我國政府及司法機構對移工權益還不夠重視。在該案之後,今年4月、5月、6月仍接連爆出「印尼女看護遭僱主父弟性侵」、「軍官性侵印尼看護事件」及「花蓮陳姓鄉代性侵鄰居印尼移工事件」。這些案件的受害者其實都己經受害至少長達一年之久,然而這些案件的曝光卻沒有帶來任何的反思與進步,癥結點可能就出在我國司法制度的不健全、語言隔閡及司法從業人員的斷案心態上。

移工性侵案起訴率是影響提出告訴的重要因素

外籍勞工人口逐年增加,家事移工高達35%,多為女性,由於工作場所以家庭及私人空間為主,因此成為性暴力傷害的高風險群。根據勵馨基金會統計,從2014年計算至2015年,在外勞庇護所進行的調查中發現,在發生20件性別暴力的案件中,提出告訴者為15件,然而檢察官偵查後起訴案只有2件,起訴率僅有13.3%,遠低於同年間全國妨害性自主罪的起訴率43.95%,這樣的落差令人咋舌。相關民間單位指出,由於國內司法體系尚未發展周全,對移工在臺灣的處境未有深入了解,因此在審理過程中便帶著既有的刻板印象,這正是導致外籍移工碰到性侵時,起訴率不高的原因。

該單位進一步補充,就是因為司法人員沒有深入了解,因此,在審理過程中依舊時常帶著性侵害的迷思和刻板印象,使得遭性侵的移工難以得到法律上的保護,這將會是法務部及司法院應該重視的部分,應盡速針對相關法律及司法從業人員訓練進行改善,除了要求相關單位針對移工性侵案的起訴率、定罪率進行調查分析,同時要重視審檢人員持續研修在職教育,以打破司法人員對於移工、性別的陳舊框架。

除了民間團體的大聲疾呼,面對移工在職場面對的性騷擾、性侵的危機,民進黨立委尤美女亦就此議題與民間團體共同提出呼籲,建議包括:針對移工性侵害案件的起訴率、定罪率進行調查分析,強化審檢人員的在職教育課程,培養司法人員理解移工處境的能力與性別意識,並通盤檢討通譯問題,讓移工在申訴中的發言能得到忠實翻譯。

該民間單位認為,審檢人員多半無法想像移工在臺灣生活的辛勞,不明白移工來台人生地不熟,對雇主有所依賴,然而,一旦遭到性侵,不但不敢第一時間舉報,更畏懼反抗,甚至示弱,卻被審檢人員看作是「合意性交」,如被害人事後提告還常被質疑有欺詐之嫌,對這些身為受害的移工並不公平。對此,四方報更認為,若是在司法面前無法凸顯我國法律的公正性,這對臺灣的司法制度來說,威信損失更是難以衡量,將來該用何種標準來面對國人與來更多來台築夢的外籍移工?

對於司法界普遍存在的荒謬現象,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林志潔表示,法院在性侵案當中普遍都有迷思,一方面希望被害人當下有明顯抵抗、呼救或逃跑的勇氣,另一方面又希望被害人事後要有難過、沮喪或害怕的情緒。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曉丹也直指,司法根本是在找一個不存在的被害人,只有「理想的被害人」才有資格成為被害人。

 

語言是溝通最大障礙 司法通譯缺失該如何改善?

在大多數性侵害案件的調查過程中,第一步便是採集被害人的陳述,並對受害者進行相關的心理鑑定,這些程序都仰賴被害人的口述內容,透過內容的拼湊將案件的原委慢慢呈現出來。然而,大多數移工因為擔心在臺灣工作的機會受到影響不敢指控性侵犯之外,我國對於移工遭性侵的案件起訴率極低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存在司法界已久。同時,由於語言的隔閡,使受害移工無法信任我國的司法人員及口譯,在無法信任相關人員的情況下,受害移工只得選擇隱忍、噤聲,最終權益無法伸張,也失去對我國司法的信心。

目前在台灣的移工們國籍分布主要以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為主,儘管現階段我國在通譯培訓方面,語言種類尚屬多元,但是東南亞國家地方方言繁多,也並非每位移工都精通國家官方語言,因此,移工在面臨司法求助時,大多還是選擇以生長地區的方言為主要溝通工具,這也成為我國通譯頭痛的問題之一,通譯的語言能力也成為是否能夠確切陳述移工提供的資訊的關鍵。

鑒於不同語言對於相同詞語存在著解讀的「歧異空間」(有些詞語在兩個語言中間無法有明確的翻譯對照。),當移工以母語表達遭受性侵的情節時,這對通譯來說是相當大的挑戰,除了要擔心翻譯後的問題是否與受害移工想表達的一致,還必須注意用詞是否會造成受害者二度傷害,有時還要擔心因為翻譯問題而影響判決結果,以上所提到的,是現今司法單位的通譯制度在執行時面臨的問題,對於這些客觀存在的漏洞,司法機關唯有不斷強化通譯體系、相關人員訓練與制度,提供相關人員的專業性,才是解套的理想途徑。

情感上的陪伴 有助於受害移工挺身而出

 提了許多與司法制度相關的問與答,最終我們要回歸的,是司法單位所追求的「以人為本」、「追求真理正義」的核心精神,根據現行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規定「被害人在偵訊、審判時」是可以有「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陪同的」,然而,大多移工遠來臺灣謀生,遇到困難時,最親近的可能就是提供協助的社工人員,但在現階段的司法程序中,因為法律限制,還未有這樣的先例,這也是我國司法界可以審慎檢視的部分,可以想像,如果受害移工選擇勇敢站出來,司法單位能視情況讓適合人選(如社工、移工信任的朋友)陪伴一起出庭,除可舒緩移工出庭的壓力,亦不失為一種鼓勵受害移工挺身爭取自身權益的方式,當然,最後得到反饋與成長的,還是我們的司法體系、我國的社會結構與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四方報建議彙整:

1.積極修法:

將現有與移工相關的單位(如仲介)納入通報體系(正在修法中),建立法網,以解決現有的困境。

2.強化本國與外事服務等面向之防治網路及司法協助:

提供以「人」為本之司法協助,透過司法系統的改善,提升我國司法體系處理類似案件的同理心,同時,比起事後補救,更重視事前預防。

3.提升司法人員對於弱勢族群現況之認知程度:

跳脫本位主義,提升相關人員對於移工權益案件的思考面向與性別敏感度,從移工的角度思考移工案件。

 

發表回應

我有話要說